干细胞考验监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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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6-06  【打印此页

干细胞研究和应用被各国寄予厚望,在美国精准医疗计划的推动下,干细胞领域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挂钩的重大机遇。随着对干细胞研究管制最严格的美国逐步放开,干细胞研究和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兴盛的趋势。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先后发布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和“关于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三个政策性文件。

三个文件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权利下放到了研究机构,同时也将责任放到研究机构身上,这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干细胞行业的“松绑”。

据预测,到2020年全球干细胞产业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为未来的干细胞治疗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一点不仅给了中国干细胞研究机构和企业信心,也在吸引外部投资者。

不过,作为前沿科技的干细胞研究和治疗应用,在中国面临一系列问题,诸如监管滞后、标准缺失、评价体系不科学等。而同国际同行相比,中国的干细胞行业也面临自身的问题,比如行政许可的存在导致了一定的行业腐败现象,行业内生力量不足,弱化了行业上行的动力并降低了道德标准。因此,干细胞行业能否健康发展,不仅取决于行业高标准能否实现,也考验着监管层的智慧。

全球干细胞监管拉锯

由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远远超出了医疗的范畴,牵涉安全、伦理等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全球各国对干细胞的监管总体上趋严,而且出现了政治、宗教力量左右干细胞研究的现象。

据了解,干细胞治疗与研究法案立法授权已经在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目前,该法案已被提交给总统审批。根据法案,在接下来的五年,美国政府将每年拨款2300万美元用于脐带血的存储扩增与存储的多样化建设。

2015年初,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计划,干细胞治疗研究应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10月,白宫再次发布《美国创新新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精准医疗作为美国在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战略。

不过,在美国,干细胞研究受政治周期的影响,民主党更为开放,支持干细胞研究,共和党偏向保守,对干细胞研究严格控制。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一旦执政党易位,美国的的干细胞研究应用,甚至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精准医疗计划都有可能面临变数。

此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已经在干细胞治疗应用的研究上较量过多次。1994年克林顿政府制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复兴法案;小布什2001年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开始限制使用联邦资金从事人体胚胎干细胞的研究;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宣布解除了对用联邦政府资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

和美国相比,欧盟将干细胞治疗作为新型医疗技术产品监管(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相对比较宽松。日本和韩国的监管最为宽松,不过日本出现过小保方晴子IPS干细胞造假丑闻,韩国则曾出现过黄禹锡干细胞学术造假的丑闻。

中国对干细胞临床研究应用一直严格控制,但监管措施相对滞后,导致严控下依然出现了混乱,比如在干细胞临床治疗中对病人收取高额费用,对治疗效果的评价不够完整等。

20093月中国继英国、美国之后第三个宣布干细胞治疗作为三类医疗技术合法化的国家,同期发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明确了国家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和管理制度,对医疗技术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其中干细胞治疗被明确地纳入了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干细胞相关的临床研究审批职能转由当时的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

此后一段时间,由于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不明晰,未形成清晰明确的干细胞临床研究与应用的审批规程和监管规则,我国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领域乱象丛生,众多临床单位违规从事以盈利为目地的干细胞临床治疗,严重干扰了干细胞医疗市场秩序和科研创新及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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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高标准

据了解,目前全球获批的干细胞制剂有9种,但其中没有中国的产品,这是中国干细胞临床应用与世界的差距。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表示,干细胞的技术现在已经不是问题,现在要做的是对干细胞的生产过程、临床应用过程以及产业化过程要有法规、有标准,目前干细胞不管是生产还是临床应用,既无行业标准,更没有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这种形势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谁掌握制定标准,谁就有话语权。

刘中民说:“目前国内外很多机构都在做干细胞项目,但鱼目混珠,没有企业、行业、国家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谁来监督干细胞的生产过程、来源,以及使用的理论基础、用量、途径,如何证明有效,这都有待进一步规范。”

但实际上,中国干细胞研究和应用还远远谈不上高标准,很多企业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形成。

同济大学医学院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孙毅认为,当下最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制定干细胞制剂的稳定性标准,二是制定干细胞治疗的评价体系。

对于稳定性标准,孙毅告诉记者,首先是细胞来源不同,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遗传信息,这会导致制剂的不稳定。“我觉干细胞和中药有一些共通的特性,中药也有不稳定的问题,同样的药材,不同地区生长的药效就不同,也没有质量的控制,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治疗的方法。”

孙毅希望大家能对这一块重视起来,如果每次测序之后将细胞的表达谱记录下来,就好比记录了指纹,在大量的临床样本中就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来,比如有效的时候是表达什么,不表达什么。这样细胞才能真正做出有质量控制的产品。

对于疗效评价体系,孙毅认为目前的疗效评价体系不够灵敏和精准,比如将细胞打进去了,没有比较前后有的变化。她直言很多研究机构和医院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如果一直这样就可能和中药一样,总是说不清楚。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企业在做一些探索。据了解,2014年,中国企业圣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释”)发布了全球首个带有专利质控证明的脐带多能干细胞专利技术及获得国际高标准量化成有形质控专利的《SCL圣释多能干细胞出生纸》,真正将干细胞从无形量化为有形的质控标准。

圣释的这个标准从细胞、分子、蛋白、基因水平,对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表型、活力、纯度、多能性、稳定性以及非致瘤性等特性进行了全面检测,结合第三方专业的干细胞安全性检测数据,填补了全球干细胞质控量化标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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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学监管需要快速反应

20158月,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出台《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201512月,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对上述两份文件进一步落实。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文件是我国在干细胞转化及应用政策监管领域跨出的第一步,具有积极意义。

但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裴雪涛看来,目前干细胞领域的政策监管与产业化进程仍不能同步发展。

他认为,相比国外已经有十余种上市的干细胞产品以及快速发展的产业化道路,上述两个管理办法和指导原则,仍局限在以临床单位(机构)为实施主体的干细胞临床研究阶段,仍未对干细胞应用的准入及监管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解释和说明,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干细胞领域依法、合理、有序地转化及应用的政策监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这使得我国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仍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研发出相关干细胞产品,我国的干细胞产业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实际上,干细胞面临的监管难题也发生在其他前沿科技和新生事物上,比如在金融创新领域、互联网创新领域等。

裴雪涛说,干细胞研发及成果转化是多学科交叉、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兴领域,在基础研究和技术产品研发方面已经形成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与此密不可分的政策框架、技术规范、产品标准、临床准入、评估指标、转化模式、伦理准则在我国却长时间不完善或滞后,给干细胞的转化研究与应用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在中国,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往往来自两个力量的推动,一个是政府的力量,一个是行业内生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配合能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很多时候,来自政府的行政力量过于强大,会形成“大跃进”的结果,长远看对行业会形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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